记忆里的正月唱听大戏

 

　　散文（朱玉富 ）

 

　　“解大板，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接姑娘，送女婿，不去不去怪着你”。每当听到幼时的儿歌，记忆也拉回了童年的记忆。日月荏苒，覆盖住过往，白驹过隙，蹉跎时光的变迁。大约在文革时期的60年代末，老家济南市钢城区艾山农村，在每年的春节过后的农闲时节，普遍兴起了唱戏之风，周围30多里几乎是村村有剧团，家家有演员，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喜庆景象。

 

　　我住的那个小山村叫罗汉峪村，是一个有着400余户人家，2200多口人的村庄，文革时候便成立了一个戏剧团。只要是年轻人你喜欢都可以加入，不管男女都收。当时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在自家一个大哥的吸引下喜欢敲锣鼓，自然成了剧团的“一员”。从演员到拉弦子、敲锣鼓、当导演的都是生手，完全靠热情，凭自己的阅历和想象自导、自演，竟上演了一出出让村人快乐无比的古装戏和样板戏。

 

　　唱戏，首先要搭戏台，埋上几根木桩，蒙上连起来的十几条床单当篷布就成了。然后在台口两侧，吊起两盏用黏土做成的大黑灯，灌上大麻油，放上指头粗的灯捻，就成了夜间演出时的照明灯具（到以后又换成了长煤油的汽灯）。至于戏服、道具、乐器，大都是自己动手加工制作的。如蟒靠戏衣，就是照葫芦画瓢，买来彩线，找民间会织绣的手艺人缝制的。捉来一只癞蛤蟆，剥下皮，晾干蒙在一个桐木筒子上，连接上弦杆，套上丝弦，就是一把蛮好的坠胡。官帽有时竟是纸糊的，剧本大都以口传为主。我亲眼看到他们，边化装，边口传，装化成了，戏词也学差不多了，然后就上场演出。

 

　　在演出期间，常常会闹出一些趣事，令人捧腹大笑。有的演员，台上演唱时竟忘了戏词，怎么办？早就有人在幕后提词，提一句，唱一句。台下的观众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是在演出，还是在吵架。当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台下人笑，台上演员更是捧腹大笑。

 

　　因那时侯都是农村草班子演员，也不讲究台风、规矩。那些拉弦子、敲锣鼓的人，也是“丑态百出”。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死规矩：每逢演员唱罢四句，敲锣鼓的便敲打一阵，然后拉弦子的拉“过门”；再唱四句，再敲锣鼓，拉“过门”，依此循环。有一次，敲锣鼓的人只顾看演员唱戏，忘记了敲。拉弦子的人就停下来喊：“敲啊！敲啊！”此时，敲锣鼓的才猛醒过来，慌乱猛敲一阵，弄得看戏人、唱戏人一阵哄笑。（因此也有了看戏人常例规则，锣鼓长了无好戏的感悟）

 

　　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我跟父亲去给老老娘家去看亲戚，姥姥娘家住在一个名字叫纸坊的村子。这个村子只有120余户人家、860多口人，也成立了一个梆子戏（豫剧）剧团。我与父亲来到姥姥娘家，发现大门上了锁。我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锣鼓声，循声走去，原来这儿正村里的小学操场上在唱戏，我就跑去观看。依稀记得当时台上唱的剧名是《刀劈杨帆》。我还清楚地记得，樊梨花身穿红靠，背插彩旗，头插两根野鸡翎，正舞着大刀唱道：“人世间只有一男配二女，哪有一女配二男。斩了哪个留哪个，倒叫俺梨花作了难。”我看了半天，原来扮演樊梨花的是我表叔家的表姐，再一看，表叔在敲锣鼓。令人不解的是，台上唱得热火朝天，台下观众寥寥，只有几个小孩在打闹着玩。也难怪啊，那时候都是应时的革命样板戏和编自导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墙头记》《万松山》草头戏，所以千篇一律的“样板”没有了新鲜感，所以观众都看腻了。

 

　　我们村的周围有七八个自然村，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踩高跷的时候就有十对多台戏，如高峪、桃花峪（双阳桥）、纸坊、胡家宅、董家庄（九龙庄）、肖马庄、庙子、大龙门、北楼等村。剧种也是五花八门，有黄梅戏、莱芜梆子、越剧、曲剧、京剧、偶剧、梆子、柳琴、秦腔，还有弹三弦的说书段子等。唱大戏也是农村青年最疯的时节，男女青年无论婚否可以在路上或开戏前打情骂骚，混熟的可以坐一块儿看戏说情话，但绝对不能挨的太紧或拉手，那样是要被村人唾弃的。每到天黑，周围的玉米地里，大胆的男女偷偷温存拥抱，有情男女卿卿我我，也有男孩子们争风吃醋或争高低比武试拳打得头破血流。这些当然不影响几万人数十万人你来我往于各大路口或是整整齐齐的坐在戏场看戏。

 

　　几十年过去了，现今的新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坐在家里，就能在电视里欣赏到有线光纤传送的上百家电视台高水平的文艺节目和专业戏曲专场，手机、快手、抖音更是丰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困乏和大戏情趣的。现在的戏曲节目是当地的地方保留的剧种剧目，彩排和演唱的剧目也是即兴、即时的现代戏剧，演员都是公益义演，没有工资和报酬，服装和乐器都是拼凑和上级文化部门扶持，他们开展的一次文化惠民活动，演员们饱满的热情，扎实的功底，优美的唱腔，不仅让群众感受到了国粹的文化魅力，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